我不相信有所谓好小说坏小说之说，如果读小说对我有些帮助，那是因为它对我产生了意义——所以我要说，我只承认有意义的小说和无意义的小说这一说法，并不是我在“好”与“有意义”这一点上玩弄词藻。我一直认为，“好”的小说只是那些通畅精致和完美的东西，是读了让人愉快，让人享受的东西。而“有意义”的小说却不是，它根本不讨好人，甚至有意找岔叫人难受，读了如骨梗喉，但是又欲罢不能、发人深省，以卡夫卡的话说，像斧头敲击坚冰似的脑壳。我的一个朋友作过如此区分，好作品囿于人们熟悉的欣赏范围，延续人们的审美习惯，它是应顺的讨好的和易于接受的，因而这类作品能够被很多人欣赏，受到广泛的欢迎；有意义的作品几乎是两回事，它是逆向的和反叛的，是动摇人们审美习惯的，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，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往往遭人冷落、鄙弃，这类事例不可胜举，譬如，本世纪几个伟大的作家全被排除在诺贝尔奖之外（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乔伊斯），就足够说明问题了。
当然，我的目的是针对现状的。当下的作家，无论如何逃避不过这种检验——你是“好”的，或是“有意义”的？我看到不少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写出了一些好的作品，他们一味地在形式上下功夫，在精致和雕凿上用心思，就他们的作品外表看，没有什么疵点和毛病，轻松愉快，赏心悦目，充满了机智和聪明，充满了作思考状的姿态，阅读起来令人舒服。它们让你接受并加固你的成见，悄悄地关闭你感受的窗户，切断你对于存在发自内心的探测的欲求，从而使你的阅读成为一种无聊的消遣。读昆德拉时，有一句话叫我惊讶不已，他说，让我接受的都不是好的，只有动摇我的，才是好的。
前个阶段，有人突发奇想搞起追寻当代文学大师的活动，我想如果不炒作，不是闹着玩，那么，这些人的眼光和智商就值得怀疑。我看到他们拟定的名单——怎么说呢，据我了解，候选人中的某些人确实已经“混”得很有点社会地位，拿着公家的奉禄，坐着公家的车子，威风八面地受人羡慕，他们或许还在不断努力，在早已枯涸的创作园地中耕耘，然而结果是最好的说明——是的，我读到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写的一些作品——请注意，我说的是“好”作品，美妙、通畅、有阅读快感，仅此而已，假使这便是大师标准，从此以后我一定没有兴趣再读文学作品。因为我从他们那里没有得到一丁点令我警觉的东西，没有在我固有的茧壳般的成见上凿出一条小小的裂隙，更别说动摇什么了。它们相反只让我微熏般地麻痹，让我感受生存秩序的按部就班，一不小心潜入他们编织的甜美的空想之中，宛若受了催眠术一样。
意义，这个字眼与创作联系起来，便意味着创作的自律和自由。创作说到底是个人行为，这也许是90年代以来的“陈旧”话题，而且在众多言说中变得俗不可耐了，但是，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说法比个人性更接近创作的实质。苏童对我说，眼下的文坛是多年来最有活力最丰富的，因为允许各种人以各种方式进行写作。我不同意“最有活力最丰富”的评价，同时也承认个人性的写作是产生“意义”的前提。常识告诉我们，没有一部有意义的作品是按照外部命令制作的，是由时尚风气铺垫出来的。问题在于，眼下浮在水面上受人注目的所谓名家已无什么可能性，换句话说，在他们深受现实宠爱之时，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变革与创造的能力——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我想没有人会设计出某个方案，使写作者按此方案从事写作便能一帆风顺。创作的方式（及规律）即使有轨迹可寻，也是飘忽不定似风似雾的，我们只能从结果上反证它的可能性，从卡夫卡、普鲁斯特、乔伊斯这些人的实践中证实其理由。意义的生成，就它的特质而言，是与无意义抵抗和斗争，意义本身是不存在的，它仅是一种对应物，在无意义这个存在前提下，经过抵抗和斗争才产生出意义。我的意思是，写作作为个人自由的一种体验，不是无边际的和随意的，它有它必须的方向，如果我把写作视为对存在的挑战，对精神永无止境的探求，那么，我就有理由蔑视平庸的“好”小说，而把“意义”视作首要目的。自然，卡夫卡们不能当做绝对标准，因为天才和大师终究只是极少数，但是对写作的要求而言，写作者应该划定自己的及格线，绝不允许自己堕入平庸。
其实，写作远不似有人以为的那样简单，至今为止的小说史向我们展示了它越来越窄小的空间，它的越来越微量的可能，因而它是对我们智力和感觉的越来越苛刻的考验。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小说不说明问题，再热闹再走红也只是过眼烟云，它们仅是存在着一种数量，是对已经确认过的东西进行无休止的重复，由于它们不参与到小说对于存在的新的发现中去，因此它们对小说发展本身构不成任何意义。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有“意义”的小说不是讨论出来的，也不是呼唤出来的，它是靠写作者的心血培育出来的，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之中，我们才能看见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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